对西方的金融危机，西方主流经济学是从流动性不足、监管缺失等角度来分析的。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自列宁以来，就把金融资本纳入《资本论》的逻辑体系中来分析。金融资本是价值形式发展的最高阶段，是推动资本集中和劳动社会化的主体，但金融资本对社会进步的推动又从属于其寄生性积累。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导致制造业的衰颓、工薪阶层的贫困化、公共权力衰落，新自由主义的危机解决方式反而加剧了危机，而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使情况进一步恶化。

《资本论》的逻辑起点是商品，商品的价值形式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细胞形式，从这一细胞形式出发，马克思通过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逻辑，逐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生、发展、矛盾、危机和转化。《资本论》揭示了价值形式转化为货币，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分化为不同的职能资本，不同的职能资本又在竞争和资本集中相互融合，最后形成势力极大的货币垄断资本的过程，这种货币垄断资本支配着产业、商业和信用体系，成为支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总资本，这就是金融资本。

第一，商品的价值形式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细胞形式。理解价值概念要从劳动二重性出发。劳动二重性是指劳动包含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两个方面。在商品生产时代，抽象劳动表现为价值这一物的形式，即私人劳动不能直接表现为社会劳动，凝结在商品中的私人劳动一定要通过交换、通过另一个商品、通过一个等价物，才能表现出私人劳动的社会性。抽象劳动表现为价值这种物的形式，在古代的家庭劳动和公社劳动中，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劳动中，都是不存在的。在家庭劳动、公社劳动中，私人劳动还不具备社会性，私人劳动不需要向社会劳动转化。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已经不存在私人劳动，那时个人所参与的劳动在劳动进行之前就已经取得了社会性，个体劳动直接算作社会劳动。只有在商品生产中，私人劳动才不得不转化为社会劳动而又不能直接算作社会劳动，因而只能通过间接的方式，通过交换、通过另一商品、通过等价物，才能使私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

第二，价值形式转化为货币。在价值表现中，商品分裂为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在两个商品的关系中，前一个商品表现为相对价值，后一个商品处于等价形式。在简单的物物交换中，等价物是个别的等价物。随着交换的发展，价值形式发展到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一个商品可以交换到很多商品，很多商品中的每一个商品就都变成了特殊的等价物。当商品世界中所有商品都用一种等价物来表现其价值时，价值形式就发展到一般价值形式。等价物也发展到一般等价物。一般等价物独占了价值表现的特权。从商品世界中独立出来、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就成为货币。

第三，货币转化为资本。货币是财富随时可用的绝对社会形式，具有随时可以转化为特殊商品的特权。货币的权力增加了，积累货币的欲望也发展起来了。货币从商品交换中介变成了目的本身。货币成为贮藏的对象，成为一个要自我增殖的主体，这样货币也就转化为了资本。在资本流通中，价值成为一个自动的、扩张着的主体。在资本流通的过程中，价值不断地采取又不断地抛弃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在这种运动中改变着自己的量。货币之所以能够转化为资本，还需要一个现实的条件，那就是劳动力转化为商品。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比劳动力自身的价值大，这就是资本获取剩余价值的秘密。资本是对劳动的支配权。资本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随着货币转化为资本，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就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

第四，资本分化为职能资本。资本要完成生产、流通、信用调节等职能，这样资本也就分化为产业资本、商业资本、货币经营资本等不同形式的职能资本。产业资本推动了协作，促进了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劳动工具的简化、改进、多样化和完善，是工场手工业的特征。在工具从人那里转移到机构里以后，机器大工业就代替了工厂手工业。分工的发展，使商业资本从产业资本中独立了出来。商业资本的职能是专门对交换起中介作用。商业资本的独立提高了流通效率。分工的发展还使货币经营资本独立了出来。产业资本和商品经营资本的货币业务，如收付货币、平衡差额、登记往来账、保管货币等，都由货币经营资本来代办了。实业家的准备金保管、货币的出纳、国际支付等等业务，都集中在货币经营者的手中。正是在这种货币经营业发展的基础上，生息资本或货币资本的管理，也作为一种特殊职能发展起来。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在分工中相互协作，完成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各种职能，这样资本就作为社会生产关系确立了起来。

第五，职能资本的集中、垄断和融合，产生了大货币垄断资本，即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银行资本发生集中、垄断以及各垄断资本的相互融合，由此产生了支配着生产、流通、信用的大货币垄断资本。恩格斯晚年在整理《资本论》第三卷的过程中，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新变化做了概括。恩格斯指出，自1866年危机以来，“工业逐渐转变为股份企业。一个部门接着一个部门遭到这种命运……采矿业，铁业……然后是化学工业，以及机器制造厂……然后有托拉斯。这种托拉斯创立了实行共同管理的巨大企业（例如联合制碱托拉斯）……商业也是这样……全都建立股份公司了。在英国，银行和其他信用机构也是这样”。[1](P1029)银行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从中介变成了统治者。马克思指出：“像英格兰银行这样的机构，对商业和工业拥有极大的权力”。[1](P686)银行以及交易所成为资本的总管理机构，“交易所的作用大大增加了”，“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以及全部交往，交通工具和交换职能，都集中在交易所经纪人手里”，“地产的实际的最高所有权被转移到了交易所手中；而在田庄落入债权人手里的时候，情形就更是如此。长此以往，总有一天，英国和法国的土地也都会控制在交易所手中”。[1](P1028-1030)这种在交易所中集结起来的大货币垄断资本，这种把产业、商业、信用、投资、资本输出等都集中在自身统治之下的大货币垄断资本，就是金融资本。

金融资本生成于生产关系的运动中，又反过来支配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支配着资本主义的生产、流通、资本动员、资本集中和劳动社会化的过程。

第一，金融资本加速了科学技术在生产上的应用。信用制度使资本充分调动起来，股份公司建立了个别资本所不可能建立的大企业。金融资本把生息资本集中起来，用来推动科学技术创新。生息资本的形式使每一个确定的和有规则的货币收入都表现为一笔资本的利息。人们把每一个有规则的会反复取得的收入按平均利息率来计算，把它算作是按这个利息率贷出的一个资本会提供的收益，这样就把这个收入资本化了。按照收入资本化的规律，如果利润比较高的企业，拿自身的利润去资本化，就可以从资本市场上获得一大笔收入，希法亭把它称为创业利润。创业利润是希法亭根据马克思的分析逻辑而引申出来的一个概念。创业利润是在金融资本支配下，用过剩资本资助技术创新的特殊机制，是金融资本推动社会生产发展和技术变革的表现。技术创新所带来的超额利润，经过资本化之后，能带来更多的创业利润，由此给科学技术的变革带来了强大的动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过创业利润这个概念，就把金融资本和一般的被动的、消极的生息资本区分开来。

第二，金融资本加速了资本周转。生产资本之间相互提供商业信用，加速了资本周转。汇票是以工商业者互相提供的信用为基础的，票据由于债权和债务的平衡而互相抵消。银行为商业票据贴现，提高了商业票据的信用级别和流通能力，推动了商业的流通。银行家经营的是信用，银行创造信用的方法包括：银行发行本行的银行券，签发一定期限内承诺兑付的汇票，但在签发汇票时立即就收进现金；付出已经贴现的汇票，这种汇票因为有银行的背书而增加了信用能力。汇票所代表的互相的债权，或是由同一个银行家结算，或是由不同的银行家互相之间进行结算。银行通过票据的贴现，通过以提单、栈单等商品所有权的凭证作抵押，通过存款透支等方式来对商业信用进行贷放。由于信用的存在，商业界的准备金被限制到必要的最低限度。商品资本在整个流通过程中的时间减少了，商品再生产的周期缩短了。

第三，金融资本加速了货币资本的充分动员。金融资本通过信用制度，把一切可用的、可能的资本动员起来，交给产业和商业资本家支配。各阶级的货币积蓄和暂时不用的货币，各种只是逐渐花费的收入，例如，地租、高级工资、非生产阶级的收入等，都会存入银行。产业资本再生产过程中暂时不用的流动资本、固定资本折旧基金、尚未投资的积累基金等，也都会存入银行。银行逐步发展为资本分配的中心。“因此，伦巴特街就成了一个大中心，国内的闲置资本通过这个中心，就由不能有利地使用它的地方，转移到需要它的地方去”。[1](P564)金融资本还利用国际信用制度进行全球资本的分配，把资本从生产过剩的地区转移到新的生产中心。“由于没落的威尼斯以巨额货币贷给荷兰，威尼斯的劫掠制度的卑鄙行径就成为荷兰资本财富的这种隐蔽的基础。荷兰和英国的关系也是这样……现在英国和美国之间也有类似的情形。”[2](P866)

第四，金融资本加速小资本向大资本的集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之后，对私有者的进一步剥夺，就会采取新的形式，即采取竞争和信用的形式。信用制度促使联合资本的产生。随着信用的发展，货币资本本身取得了一种社会的性质，集中于银行。“起初，它作为积累的小小的助手不声不响地挤了进来，通过一根根无形的线把那些分散在社会表面上的大大小小的货币资金吸引到单个的或联合的资本家手中；但是很快它就成了竞争斗争中的一个新的可怕的武器；最后，它转化为一个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2](P722)成功和失败同时导致资本集中，导致最大规模的剥夺。“在这里，剥夺已经从直接生产者扩展到中小资本家自身……最后是要剥夺一切个人的生产资料”。[1](P498)资本市场，是大资本剥夺小资本的舞台。在货币市场紧迫的时候，利息率提高，有价证券被大量抛售，价格跌落，它的所有者凭借它在市场上获得货币的能力大大减弱。大货币资本家、大银行家会把这种证券保留到有利可图的时候把它出售。一旦风暴过去，这种证券就会回升到它们以前的水平。各种有价证券在危机中的贬值会作为货币财产集中的有力手段发生作用。

第五，金融资本加速了生产的社会化。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的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 [3](P831)金融资本加速劳动的社会化，使社会劳动机构“能够从社会下层不断得到新的力量来补充自己”，[1](P679)使管理经营职能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从而为新的生产方式的诞生准备条件。

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是指金融资本在生产革命、流通革命和信用革命等积累途径之外，通过垄断价格、股票投机、地产投机、国债投机等方式实现的积累。寄生性积累不是金融资本的偶然属性，而是金融资本的本质规定。

第一，金融资本基于经营垄断的寄生性积累。资本主义的经营垄断包括产业经营垄断、商业经营垄断以及信用经营垄断。从这些经营垄断中都会产生资本主义的寄生性趋势。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揭示了银行资本转化为新的高利贷资本的趋势。马克思指出：在现代信用制度下，“高利贷本身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在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还摆脱了一切旧的立法对它的限制。对于那些不是或不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意义上进行借贷的个人、阶级或情况来说，生息资本都保持高利贷资本的形式”。[1](P678)马克思还指出：股份公司的发展再生产出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等一批新的金融贵族，一批新的寄生虫，并在股份公司创立、股票发行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信用制度“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他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减少”。[1](P500)所有权证书的价格变动及其在大资本手里的集中，财产以股票形式的运动和转移变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赌博已经取代劳动而表现为夺取资本财产的本来的方法。大货币资本家有足够的力量在一定时候使整个货币市场陷于混乱，“使紧迫情况大大尖锐起来。只要三家大银行联合行动，就能够用同一手法把紧迫情况变为恐慌。”[1](P613)通过制造危机，金融资本榨取着那些较小的货币经营者。

第二，金融资本基于地产寻租的寄生性积累。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土地所有权的寄生性质进行了揭示和批判。亚当·斯密指出法国的问题是那些贵族拥有土地，农民需要支付高额的价格获得租到这个土地的权利。李嘉图认为如果地主从工业利润中抽走越来越多的地租，将导致利润率下降。瀑布、富饶的矿山、盛产鱼类的水、有利的建筑地段等自然力为私人所垄断时，就成为私人截留社会财富的工具。“一些人所以能把社会的一部分剩余劳动作为贡赋来占有，并且随着生产的发展，占有得越来越多，只是由于他们拥有土地所有权。”[1](P877)“建筑上使用的土地……这种地租的特征在于：首先，位置在这里对级差地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其次，所有者显然具有完全的被动性，他的主动性（特别是在采矿业）只在于利用社会发展的进步，而对于这种进步，他并不像产业资本家那样有过什么贡献，冒过什么风险……而且固定资本的发展（这种固定资本或者合并在土地中，或者扎根在土地中，建立在土地上，如所有工业建筑物、铁路、货栈、工厂建筑物、船坞等等），必然会提高建筑地段的地租。”[1](P874-875)“一定的人们对土地、矿山和水域等的私有权，使他们能够攫取、拦截和扣留在这个特殊生产领域即这个特殊投资领域的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超过利润……的余额，并且阻止这个余额进入形成一般利润率的总过程。”[4](P34)马克思指出：在迅速发展的城市内，建筑投机的真正主要对象不是房屋，而是地租。“贫穷对于房租，是一个比波托西银矿对于西班牙更为富饶的源泉，并且这种土地所有权一旦和产业资本结合在一个人手里，便会产生巨大的权力，使得产业资本可以把为工资而进行斗争的工人从他们的容身之所地球上实际排除出去。在这里，社会上一部分人向另一部分人要求一种贡赋，作为后者在地球上居住的权利的代价，因为土地所有权本来就包含土地所有者剥削地球的躯体、内脏、空气，从而剥削生命的维持和发展的权利。” [1](P874-875)在金融资本时代，土地所有权被合并到金融资本中，金融资本也继承和发展了基于土地所有权垄断的寄生性积累。

第三，金融资本基于国债制度的寄生性积累。在中世纪的热那亚和威尼斯国债制度就已产生。12世纪和14世纪在威尼斯和热那亚，大商人设立的银行也是公共信用机关，国家以税收作担保取得贷款，这些银行牢固地控制着国家。从古代罗马一直到现代，大量放高利贷的都是包税者、大包税人、收税人。马克思指出：“用国家的名义装饰起来的大银行，从一产生起就只不过是私人投机家的公司，它们支持政府，依靠取得的特权能够把货币贷给政府。因此，国债积累的最准确的尺度就是这些银行的股票的不断涨价，这些银行的充分发展是从英格兰银行的创立（1694年）开始的。”[2](P865)马克思还指出：“公债成了原始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于是就有了这样产生的有闲的食利者阶级，充当政府和国民之间中介人的金融家就大发横财，包税者、商人和私营工厂主也大发横财，因为每次国债的一大部分成为从天而降的资本落入他们的手中，——撇开这些不说，国债还使股份公司、各种有价证券的交易、证券投机，总之，使交易所投机和现代的银行统治兴盛起来。”[2](P865)马克思指出：“现代国家的存在既然受到交易所内国家证券行市涨落的调节，所以它完全依赖于私有者即资产者提供给它的商业信贷。”[5](P583)马克思把国债理解为“国家的让渡”。“一旦资产阶级积累了钱，国家就不得不向他们求乞，最后则干脆被他们收买去了。……甚至欧洲的最不发达的国家……，也免不了要遭到这种命运，在拍卖中被资产阶级收买”。[6](P418)马克思还指出：“在所谓国民财富中，真正为现代人民所共有的唯一部分，就是他们的国债。”[2](P864)

第四，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导致的深刻危机。马克思对金融市场上的危机做了精彩的分析。金融资本的积累，相当一部分是在公用事业、铁路、矿山等等的所有权证书，在有息证券、国债券、股票等等形式上的积累，这是对社会财富索取权的积累，是这种索取权的市场价格即幻想的资本价值的积累。虚拟资本的价格随着产业的发展而膨胀，也随着产业的危机而急剧收缩。危机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因为在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的作用下，工人阶级的贫困化、有效需求不足限制了实业的发展，实业的萎缩会导致危机。在现代产业周期中，一旦信用发生动摇，信用主义就会突然转变成货币主义。一切现实的财富就都会要求现实地、突然地转化为货币。在信用收缩或完全停止的紧迫时期，货币会突然作为唯一的支付手段和真正的价值存在，绝对地同商品相对立。商品会全面跌价，难于甚至不可能转化为货币。信用货币的贬值、有价证券的幻想的货币资格的丧失，会动摇一切现有的关系。这种现象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几百万货币，必须牺牲许多百万商品。信用制度的崩溃，引起强烈的严重危机。完全依赖信用的人开始破产。这种情况更增加了以前已经感到的不安与混乱。不安和混乱与日俱增，发生了全面的破产。在危机中金融资本对社会的掠夺又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对立、社会分裂。

《资本论》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法，阐述了价值形式从简单价值形式到货币，从货币到资本，资本又分化为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银行资本等职能形式的过程，晚年的马克思对信用和虚拟资本等更是有了特别的关注。[7]希法亭在《资本论》逻辑的基础上，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金融资本理论。列宁又更深刻地揭示了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金融资本向帝国主义转化的必然性以及金融资本帝国走向总危机的必然性。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联合欧洲和日本，重建了金融资本的世界霸权，引领了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同时也通过美元霸权、金融化操作、科技和知识产权垄断、地租和国债投机等方式建立了一整套寄生性积累机制，造成了制造业的成本增加、工薪阶层贫困化、公共权力深陷债务陷阱等结构性危机，金融资本转嫁危机的努力又把全球带入更深重的混乱之中。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金融资本的重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技术垄断、商业垄断、货币经营组织垄断、资源垄断等的基础之上，以美国为主导，金融资本重建了其统治。其一，美国金融资本建立在技术和知识产权垄断的基础上。“美国企业凭借知识产权优势，不仅依靠基础专利占据市场，而且将后续改进技术和外围相关技术都申请专利，形成专利池，使竞争对手难以突破。”[8]其二，金融资本建立在由信息技术所加强的“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康采恩”等商业经营垄断组织的基础上。其三，金融资本建立在信用经营组织垄断的基础上。金融资本对信用的利用方式包括商业信用、资本信用、股票发行信用、国债发行信用等。其四，美国金融资本建立在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特殊优势基础上。强迫中东等国家的石油贸易用美元结算，加强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美国借助美元向世界各国收取铸币税。美国直接用美元进行交易，规避了汇率变动的风险，美元的贬值还可刺激美国出口，降低偿还外债的成本。有研究指出，1967—2006年，美国通过美元贬值而减轻外债负担获得的国际通货膨胀税为2.7万亿美元，年均获益675亿美元。[9]其五，金融资本建立在对不动产及关键资源垄断的基础上。对土地、石油、矿山的支配权，为美国金融资本带来了超额利润、垄断利润和创业利润，加强了美国金融资本的经营垄断。

第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的膨胀。金融资本通过掌握定价权、金融投机、垄断地租、支配国债及货币发行权，建立了一整套对市民社会进行剥夺的寄生性积累机制。通过金融创新，金融资本将中小投资者的财富转移到自己手中；通过支配不动产，金融资本将地租和不动产溢价据为己有；通过量化宽松、通货膨胀，金融资本对社会进行一次次地隐形剥夺；通过经营国债，金融资本把公共信用变成自身增值的工具，而国家却越来越贫弱；通过房贷、消费贷款、大学生助学贷款等，金融资本支配了工薪阶层的未来收入。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前，2007年美国金融衍生品市值高达340万亿美元，是美国GDP的25倍。[10]在资产膨胀的过程中，欧美国家的债务规模不断增加。赫德森认为：基于债务膨胀的房价上涨最终主要是为银行及其债券持有者创造了财富。主流媒体将中产阶级描述为越来越富有，而原因只是中产阶级中的其他成员用更高的价格购买了房屋。但是，这并不能使购房者更加富裕，而是将他们的收入从购买劳动产品转而用来支付银行利息，因为房价高涨是建立在银行提供贷款的基础上的。[11]美国工薪阶层曾被树立为中产阶级的典范，但是现在中产阶级在房贷、学贷、车贷等方面，已经债台高筑。据统计，美国工薪阶层收入中大约40%的部分要用于偿还住房抵押贷款，再去掉相关税收和信用卡还贷，只剩下大约三分之一的工资收入可用在产品的消费上。[12]

第三，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所导致的社会危机。在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的作用之下，寄生阶层把债务成本、垄断价格和税收转移加入到生活费用和经营成本中，使得制造业成本高昂。金融资本支配下的产业投资发生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变化：首先，大量低端制造业向第三世界国家、向劳动力成本比较低廉的国家转移。其次，发达国家制造业向产业链高端、向高附加值环节、向研发环节转移，这些环节所能吸收的劳动力是有限的，而且大量的高科技脑力劳动者是从国际人才市场吸收来的。再次，在中心国家，因制造业空心化，大量工人的就业依赖于服务业，依赖于寄生阶级的各种各样的非生产性消费。最后，在金融资本的支配之下，产业资本的投资具有短视化的趋势。这样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虽然资本过剩，但是美国的基础设施、港口、铁路等是相当陈旧的。这些领域的投资需要长时间才能收回成本、盈利，金融资本对这种投资缺乏兴趣。金融资本将寄生阶级的收入加到民众基本需求品的价格之中，使劳动力成本和企业经营成本增加，使投资水平下降，这就是为什么北美和欧洲失去了以前的经济领先地位，美国经济已经去工业化，它的中西部变成了铁锈地带。[11]金融资本积累加剧了社会分裂，加剧了贫富分化。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美国基尼系数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持续升高，到2018年已经高达0.486。1960—2015年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减少了300万人。[13]

第四，新自由主义救助危机的政策反而加剧了危机。1932年欧文·费雪在《繁荣与萧条》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债务—通货紧缩”理论来解释1929—1933年大萧条。费雪认为经济在某个时点处于“过度负债”的状态。在这样的时点上，债务清偿引致资产廉价出售，并进一步导致商品价格水平下降、货币的购买力增加，货币升值。在货币升值的速度超过名义债务偿还速度的情形下，债务清偿不但不能彻底地清偿债务，反而因货币升值而导致尚未偿还的名义债务的真实规模加大，这样，经济萧条只会继续恶化。这又导致陷入营运亏损的企业去减少产出、交易和雇佣劳动。企业的亏损、破产和失业，引发悲观情绪和信心丧失，这又反过来导致货币的窖藏行为和货币流通速度的进一步下降。债务和通货紧缩结合起来产生巨大的灾难，费雪认为，这正是大萧条发生的根本原因。费雪的债务通缩理论主要是从流通和货币的角度来说的，从中引申出来的危机解决办法就是反通缩。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从1929—1933年大萧条中得出的主要政策主张就是与反通缩相联系的一系列主张，即量化宽松、降息、放松银根等。反通缩政策以大量投放货币的方式，稳定了金融资本的信用，但也使金融资本的投机性、寄生性积累继续膨胀，使金融资本积累造成的深刻社会矛盾隐藏起来，使救助金融危机的成本负担转嫁到社会中下阶层身上。这种劫贫济富的政策，会把金融资本积累的危机转移到新的领域，使危机在更大的规模和范围上积聚、加剧。 

第五，金融资本主义在右翼民粹主义冲击下走向系统性危机。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所导致的危机，在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体系下是不可能获得解决的，因为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自由放任、减税等政策体系都最终加强了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加剧了社会的矛盾对立。在社会分裂日益深化的背景下，西方右翼民粹主义取代新自由主义而崛起，对西方国家的政治生态发生了重大影响。右翼民粹主义试图以转嫁危机的方式来弥合并强化国内大金融资本和工薪阶层之间已经破裂的共识，实则是为了继续执行对金融资本有利的减税降息、增发货币、削减福利等政策。右翼民粹主义转嫁危机的做法只会加剧世界体系的矛盾，使金融资本国际积累的条件受到进一步破坏，从而使资本主义走向系统性的危机。弗雷德里克·哈耶克及其追随者都声称公有制或任何形式的监管都将导致极权政治，而实际上，西方右翼民粹主义抬头、西方所谓的自由政治滑向极权主义，并不是因为社会主义，而恰恰是因为新自由主义自身放纵了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无论是继续采取新自由主义，还是采取右翼民粹主义的政策，美国金融资本的帝国衰落都是必然的。右翼民粹主义以邻为壑、转嫁危机的政策，会加速美国金融资本帝国的衰落。

辩证法认为，事物本质自身的矛盾引起事物的发展。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抓住了资本本质自身的矛盾来剖析资本主义的历史。从《资本论》的逻辑视域来看，金融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集中表现。金融资本支配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流通、资本动员、资本集中和劳动社会化的过程，在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全面支配的基础上，金融资本走上了寄生性积累的道路。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腐蚀了金融资本霸权的根基，造成了西方社会的大变局，推动了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而右翼民粹主义不但解决不了危机，反而会加速金融资本帝国的衰落。马克思认为：否定资本的是资本自身；顺着《资本论》的逻辑，可以发现：否定金融资本的是金融资本自身，蕴含在金融资本本质自身中的矛盾，是造成当代西方大变局的根本原因。金融资本本质自身的矛盾，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中才能得到真正的克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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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